培育自主创新按国际惯例加大政府戏份

2009年1月24日,曾任大唐移动副总裁的李世鹤被评为“2008中国经济年度人物”,其主持研发的TD-SCDMA是我国自主研发的3G移动通信技术,打破了欧美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垄断,继水稻杂交之后,又一次实现了“中国人手里攥着自己的技术、让世界看齐中国标准”。

TD-SCDMA的成功源自于自主创新。而在尚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1G和2G通信时代,我国通信产业共计向国外支付了数千亿美元的通信技术知识产权费。

“创新”一词来源于西方的创新经济(310358基金净值,基金吧)学和产业组织理论,主要出现于微观（企业）和中观（产业）领域。“自主创新”是以上述理论为基础,结合国际分工理论和我国科技发展现状提出的新概念,是指不依赖外部技术,而依靠本国力量独立开发新技术的持续循环过程。因此,自主创新可视为一种国家赶超战略,正如李世鹤获奖感言中所说的“我们做的事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能力范围,已经是国家行为”。

自主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具有领导性的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与新标准,基础研究能力是其核心支撑,而最终实现则是产品或服务。

自主创新往往具有技术首创性和独占性、知识支持的内在性、市场的领先性以及经济效益的显著性等主要特征,是企业或产业持续获得高附加值收益的源泉,在国际分工中决定着一国国家利益的多寡及其国际地位的高低。

西方创新经济学的国家创新体系学派,强调通过建立政府、企业、研发机构、教育培训与产业结构的网络系统,提升本国自主创新能力。

笔者认为,在后发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阶段,网络系统中的政府主导作用,在研究与开发(Research and Development,R&D)投入（特别是政府R&D投入）、人才教育和政府采购三大领域,应得到突出和强化。

纵观世界科研大国,无论老牌发达国家还是技术赶超型国家,通过持续提高R&D和教育投入、加强政府采购等举措扶持自主创新,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惯例:

其一,保持高水平的R&D投入。从全社会R&D投入强度看,过去20多年里,美国、德国、日本和韩国的R&D占GDP比重持续上升,20世纪90年代以来均保持在2%以上,2004年均超过2.5%,日本甚至超过3%。其中政府直接R&D投入的比重很高。

其二,政府R&D投入“先进后退”。通过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R&D投入的计量分析,政府R&D投入呈现典型的“先进后退”特征,即在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初期“挺进”,在具备较强自主创新能力时逐步“撤退”,而这一转变的拐点,多数国家在工业化后期,或全社会R&D投入达到2%左右时出现。政府R&D投入由主导力量（高达总额的65%）逐步转变为带动力量（仅占总额的25%）,美国政府资金占比从1980年的47.1%降到2004年的31.0%。

其三,以教育支撑本土自主创新。教育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后备支撑,日本高度重视以教育带动创新,二战后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每隔20年提高一个学历层次。近20年来,全国教育经费中的政府投入,日本维持在GDP的4%以上,欧盟27国占GDP的5%左右,美国占GNP的5%以上。

其四,以国货采购提供强力扶持。日本巧妙利用政府采购协议中的例外条款,默许地方政府和特殊法人保护本国企业中标;印度、韩国规定公务车必须用国产品牌。美国立法规定政府采购必须至少购买50%国内原材料和产品。1955年至1963年的自主创新期,美国硅谷半导体产业35%到40%的营业额来自于国防部采购。

较之国际惯例,我国在R&D投入、教育和政府采购三大领域存在着显著差距:

一是R&D投入较为“差钱”。我国2006年全社会R&D投入为1.42%,政府R&D投入为0.31%,参照相同的经济水平,与1971年的日本相比,两项指标分别低0.48个百分点和0.23个百分点,与1986年的韩国相比,两项指标分别差0.18个百分点和0.1个百分点。

二是政府在R&D投资中份额太小。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水平,按照英国《经济学家》排名,我国创新绩效排名全球第54位,远低于美日欧韩等发达国家,本应是加大政府投资、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时期。但是,1995～2006年间,我国政府R&D投资所占比重平均为25%,且2003～2007年处于下滑态势,这种超前的R&D投资结构转型于培育自主创新显然不利。

三是政府教育投资力度不够。虽然近10年来,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在逐年提升,2006年达到GDP的3%,但离4%的标杆还有很大差距。2009年IMD（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）国家竞争力报告中显示,我国教育能力排名全球第49位。

四是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支持严重不足。当前我国的自主创新产品不仅未能在政府采购中享受国民待遇,甚至还受到歧视。2009年出台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,实施时间过半,国家九部委才联合发文,开始专项扭转长期以来政府采购中存在的歧视国货问题,从侧面折射出问题的严峻程度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作为发展中国家,我国一贯以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。毫无疑问,在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上,我们也应按国际惯例办事,加大政府戏份,主要体现在:

一、加大全社会R&D投入力度,尤其是增加政府在R&D投入中的比重,形成稳定的科研资金来源机制。在形成较强的国家自主创新竞争力之前,持续加大投入力度,力争使全社会R&D投入强度达到2%,其中政府投资所占比重应达到50%以上,基础研究所占比重应达到15%以上。

二、以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4%为刚性约束目标,不遗余力提高政府的教育培训投入,构建稳定的后备智力支持机制。在具体实施中,需要结合我国人口素质和教育现状,制定前瞻、科学、详尽的投入计划与模式,完善监督管理制度,确保目标的尽早实现。

三、灵活运用法律和相关规章,加强中央及地方政府采购国货力度,支持形成自主创新的良性资金循环。

四、在法律、税收、产业政策、人才与配套服务等方面做好综合保障,营造完善的自主创新环境。［本栏目为本报和综合开发研究院（中国·深圳）联合推出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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